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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意大利之七：朗贝尔蒂神父

薛军

在出国之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哪怕是最宽泛意义上的神职人员，也没有进过任何教堂。在中国这样的意识形态的环境之下，我想，我对宗教的这种无知状况，应该不属于个别现象。读硕士期间，由于多次被徐国栋老师指责说缺乏宗教修养。惭愧之余，也找来一些宗教方面的书，恶补了一番。至今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刘小枫的《走向十字架上的真》。虽然以后也试图读布洛赫、巴特、薇依等人的一些著作，但总是虎头蛇尾。这股劲头后来也就草草收场了。

徐师当时刚刚从意大利留学回来，身上还带着股浓厚的宗教气息。还记得有次圣诞之夜，我们叙谈良久。他忽然来了兴致，拿出本意大利文本的圣经，给我读了一段。其时也，窗外月明星稀，屋内静寂，只有他朗朗读经的声音在我耳边回荡。那场景有如天光一现，连我这等心性愚钝的人，都产生了一种神圣的超越的感觉。

不过，这样的感觉也就是一刹那而已，很难持续。缺乏宗教感仍然是经常被数落的毛病。出国之前，徐师耳提面命，念念不忘让我到意大利之后，多多感受那里的宗教文化。

到达之后的最初几天，虽然比萨城经常回荡起“晚祷的钟声”，但是，它并没有唤起我多大的兴趣。为了语言，为了专业，我的步履就如同阿尔诺河的流水一样匆匆。经过教堂时，我也经常偷偷瞥瞥那里的情景，但是从不推门进去。也许是文化差异导致的敬畏，我怕自己这样一个不速之客，打扰别人的神圣殿堂的宁静。

但是，看来我注定是要遭遇意大利的宗教文化了。因为，我到比萨一个星期之后终于搬到了一个新的住所。我将在这里住上一年，而这居然就是由一群教士创办的教会学生公寓。

在搬进去之前，我的学术东道主贝教授亲自陪我去拜访该公寓的负责人，朗贝尔蒂神父（Padre Lamberti）。贝教授说，入住这个公寓是很难的。好在，我在比萨大学法律系的“监护人”Sbranna女士与该神父是好朋友，这才允许我住进来。他告诫我，等会见面的时候要讲礼貌一些，否则，已经说好的事情也会黄掉。

我有些诧异。因为在平常的场合中，贝教授属于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那种类型，气势上从来就是压人一筹的，怎么现在这么谨慎呢？

进入到教会公寓之后，首先有工作人员带我参观了公寓和我住的房间。说实话，我几乎是立即喜欢上这个地方。虽然建筑算不上历史悠久，但是一切都散发着一种古朴的光泽。院子里绿树茂密，分散着小足球场，网球场，乒乓球室，室内游泳池，学生停车场（这个我从来用不上），公共电视间，公共厨房，小礼堂，小教堂等。我与一个意大利学生合住一个大房间，房间里面有小冰箱，电话，写字台，书橱，衣橱，卫生间24小时有热水供应。每天有人为我打扫房间整理床铺。一切都是井井有条。

现在的问题就是，我能不能通过朗贝尔蒂神父这一关了。因为实在是太想住在这里了，我甚至感觉有点紧张起来。

我们终于被带到教会公寓办公室。一进门，我就看到一个胖胖的，身材高大，满头白发的老人坐在那里，对着我们微笑。看到那微笑之后，我顿时平静了下来。我的直觉告诉我，具有那样笑容的人，一定是个好人。

贝教授恭恭敬敬地微微鞠躬，然后这么致意：“Buon giorno, Padre”。

我为什么要把意大利文写出来呢？因为在这里我想借机讨论一个翻译上的问题——不，是文化观念的问题。

贝教授的致意，翻译为汉语，应该是“您好，父亲”。在西方语言的语境中，也的确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注意到，汉语翻译中往往拒绝将Padre这个词翻译为“神父”，而是翻译为“神甫”（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例外）。这个小小的改动，就几乎完全改变了Padre这个词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使之变成了一个毫无感情色彩的，对某种职业的称谓。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父亲就是指自己的生身父亲，除此之外，不能对任何他人使用这样的称呼。但是，欧洲文化传统中的人，在两种意义——也就是生理意义和精神意义——上来理解出生。所以，他们认为人既有生理意义上的生身父亲，也有精神意义上的父亲。在基督教传统中，通常认为人的精神生命开始于通过受洗而成为基督徒。那个进行洗礼的人，也就成为受洗者的宗教意义上的父亲（教父）或母亲（教母）。

也许是由于中国传统中不存在这个二元意义上的出生的观念，所以，我们在观念上无法接受对一个非生身父亲的人使用父亲的称呼，所以我们将“父亲”改为一个不伦不类，不知所云的“神甫”。我想，以后我们应该抛弃这个不正确的翻译。事实上，我在标题上就已经改了过来。

我们就开始了与朗贝尔蒂神父的交谈。他说，按照规矩，要住到这里来，需要本堂神父的推荐信，但是，他也相信一个法学教授加上比萨大学法律系的联合推荐信。我是该公寓开办100多年来第一个住进来的中国学生，他们也很高兴。虽然，他们的公寓的宗旨是帮助那些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的青年基督徒学生，但是，他们也认可宗教自由的原则，“你有权利不信，但我们是信基督的”。

贝教授和我在一堆文件上签字之后，我就成为这个教会公寓中的一员了。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支援第三世界？），朗贝尔蒂神父主动说减免我的三分之一的房租，每月交67万里拉就可以了，而别的人一般交100万里拉（合500欧元多一点，相当于5000元人民币）。但是，即使如此，房费对我而言还是太高了。在回去的路上，贝教授对我说，一张床就收100万里拉，看来只有中产阶级以上家庭的孩子才住得起啊。但是他咬咬牙（请注意，我在比萨的所有费用由他承担！），对我说，这是个好地方，出这个价钱，值得（vale la pena）！

于是，我就几乎是猝不及防地进入到一个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氛的地方了。

朗贝尔蒂神父就是这个地方的首领。自然，他也是管着我的，不过最开始的时候，我却几乎不与他打任何交道。我每个月初准时把贝教授开出的交房租的支票交到管财务的另外一个神父Padre Bonomi的手上。平时的时间都呆在大学图书馆，只是晚上回来睡觉而已。很长一段时间，我几乎没有与他打过照面。

对这样的生活，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忽忽就过去了几个月。忽然有一天，广播里通知我去朗贝尔蒂神父办公室谈话。我想，房租已经交了啊，不应该有什么事情啊，怎么叫我去呢？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进了办公室之后，神父仿佛正在那里等我一样，指着桌上摆着的两大杯咖啡，对我说：“军，我是邀请你来喝咖啡的”。他还开玩笑地说，已经很久没有见到我了，还以为我回国了。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很多住在公寓的学生经常与朗贝尔蒂神父聊天谈心，我却从来不露面。神父有点放心不下，于是主动找我来了。

与他的交流真是非常令人愉快。老先生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从二战期间他与德国占领军打交道，到不久前的到他住在威尼斯的妹妹家的事情，他都给我讲得绘声绘色。他还要求我讲讲中国的事情。虽然当时，我的意大利语讲得是乱七八糟的，但是他还是听得津津有味，不时评头品足一番。

通过聊天，我知道，他的家乡是在意大利北部的科莫湖边上（也就是曼佐尼的《约婚夫妇》的故事的发生地），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决定献身神职，在大学里面读的是教会法的学位，后来在比萨教区做执事，兼管这个历史悠久的学生公寓。他指着院子的角落说，在二战的时候，比萨经过了激烈的战争，这个公寓的建筑也被盟军的飞机炸毁了不少。是他们在战争结束之后，几乎是肩扛手扒，把这个公寓又重新恢复了，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在一次谈话中，我居然傻兮兮地问，他有几个孩子。神父大笑，指着办公室的书橱中的一些卷册说，估计已经超过5000个了吧。后来我知道，按照天主教的法律，神职人员不能结婚。他没有家庭，也没有孩子。他把所有那些住在公寓中的大学生都当作他的孩子。

公寓里面有一个档案，曾经在这里住过的学生都有一份简短的档案。大多数学生大学毕业了之后还留一份毕业论文和毕业证书的复印件在这里作为纪念。神父在这里已经工作50多年了，在此期间，这里一共接待过接近5000个大学生。

其中也有一些外国学生。不过，我是第一个中国来的学生。神父很看重这一点，因此似乎对我有些偏爱。当然，也可能中国对于他来说，太神秘了，但是因为他已经80多岁了，不可能到中国旅行，因此试图从我这里对中国有所了解。

有意思的是，神父所知道的中国就是毛泽东和小红书（其实就是毛主席语录）。他见到我，经常用一种意大利式的腔调说声“毛泽东”，然后就哈哈大笑。我们伟大的领袖有如此高的知名度，也让我高兴，于是我也跟着哈哈大笑。

就这样，一来二去，与朗贝尔蒂神父成为了好朋友。我甚至带他去中餐馆吃饭，教他怎么用筷子。他还辅导几次我的拉丁文。由于梵蒂冈仍然用拉丁文作为官方语言，所以神职人员的拉丁文个个都很棒。可惜的是，我的基础太差，又不专心，神父教了几次之后，见孺子不可教也，就放弃了。

朗贝尔蒂神父肯定是虔诚的基督徒了，但是他与我谈话却不怎么谈宗教。公寓里面有个小教堂，是给学生们做礼拜用的。我从来不去。终于有一个星期天，我遇到神父，他对我说，你也可以到教堂里看看，教堂里唱诗班的成员都是从另外一个由修女办的学生公寓中（我住的公寓是教士办的，只住男生）的女生中请来的，个个都漂亮极了！

难怪我看到很多宗教感比我还弱的意大利老油条们，每到星期日都衣冠整齐地鱼贯进入教堂做弥撒！原来他们是别有所图啊！

美眉谁不想看？于是我也破天荒走进了教堂。嘿嘿，合唱团的女孩子的确是漂亮。但是，更加吸引我，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宗教音乐的纯净和感人。这个小教堂可能因为年轻人多一些，比较新潮，不用拉丁文唱歌（所以不是GRIGORIANO），而是用意大利文唱；不是用古老的管风琴伴奏，而是用吉他伴奏。但是，那歌声，那旋律，那节拍是如此的美，如此的让人迷醉！那情，那景，又怎可向未曾到场的人描述万一！

我怔怔地呆在那里。只见到朗贝尔蒂神父已经换上了一身洁白的做弥撒用的袍子，在上面开始布道。下面所有的学生静静地听。此刻的神父是庄严肃穆的，不同于平时的诙谐风趣。

有了这次经历以后，我经常去教堂，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听合唱团唱赞美诗。与神父谈话的内容也经常涉及宗教。他居然坚持认为共产主义也是一种宗教，但是，应该如同基督教一样，允许人们自由地选择信仰或不信仰，并且应该与政治分离开来。

我告诉他，我1994年，20岁不到的时候就已经入党了。他从此就称我为“共产主义者”（惭愧啊，惭愧，我怎么配得上这个称号呢？），他不知道在汉语中，共产党员与共产主义者并不是一回事：共产党员可能并不是共产主义者，而共产主义者也有可能不是共产党员啊。

神父并没有因为我表明这一身份而改变对我的态度。还是经常与我这个“共产主义者”一起散步喝咖啡，并且讨论一切问题。因为他相信，共产主义者（那些相信会出现一个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时代的人）和基督徒（那些相信弥赛亚会来拯救人类，从此以后人类过上幸福生活的人）一起分享着不少共同的美好期待，其实是完全可以进行建设性相互对话的！

我不怀疑神父事实上就是在与我进行这样的对话。但是，让我感觉惭愧的是，他已经用他半个多世纪的年华，通过具体的一件件的实际的事情，在践行着他的信仰，而我只能说空洞的理论。

在2001年复活节的那天，公寓的别的学生都回家过节去了。我百无聊赖，躲在房间睡懒觉。这时，忽然门外有人轻轻地敲门。打开一看，居然是朗贝尔蒂神父亲自造访。他的双手藏在背后，他不停地哈哈大笑，说，共产主义者，你猜我拿的什么东西？

居然是一个用巧克力做的复活节大彩蛋。这是意大利人过复活节的时候送给小孩子的典型的礼物。他要来与我一起过节。按照意大利人的说法，圣诞节和父母过，复活节与你想在一起的人过。他说，他挺喜欢我这个共产主义者，因此来和我过复活节。

按照规矩，我们在打破彩蛋的时候，要许一个心愿。把蛋打破之后，我问他的心愿是什么，他说希望世界和平，人们相亲相爱。他问我许的心愿是什么，我说我许的心愿是希望您健康长寿。他问，你为什么不同时为许多人祝福呢？我非常认真地说，祝福您，其实就是在祝福这个世界。